法制与法治

很多成功人士退休后都开始书写自传或回忆录，追忆自己辉煌的人生，记录自己那不平凡的经历。我乃一介草民，生活平淡如水，没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不是文人，写不出辞藻华丽的锦绣文章，只是在闲暇时把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回忆记录下来。我的同乡好友孙念军老师时常给予我鼓励，建议给报刊投稿，慢慢地我的作品传播开来。后来在毕可文的引荐下有幸结识了《新时代文学》的总编于冠卿先生，他建议我结集付梓成书。

有人说我是画家，也有人叫我大师，每每听到这些我都诚惶诚恐。我自认为自己的书画水平比文学水平要高。前几年书画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很难有突破。静心沉思，还是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否则画作内涵便不够丰富，不能和观赏者产生心灵共鸣。

有一次，我在《文登文艺》上看到孙念军老师发表的文章《秋鸣》，他用强烈的情感追忆了他母亲短暂平凡的一生，母亲淳朴善良的形象跃然纸上。那时我的母亲刚去世不久，文章中的文字让我感同身受，为之动容，忍不住想哭。我第一次认识到文字竟然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我心想：“我为何不能也写一篇缅怀母亲的文章呢？”

我的文字功底自认为还有一点，虽然从未写过长篇文章，但写一篇短文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家中根本无书可读。我经常把母亲糊在墙上的报纸文章当做书籍学习，常常看过一遍又一遍。后来父亲当上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山东民兵》便成了我唯一的课外读物。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翻阅，生怕漏掉一个字，它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山东民兵》开拓了我的眼界，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

那时我学识浅薄，不少知识是从《山东民兵》里学到的，偶尔自己也模仿着写几篇文章。小学四年级，我写的一篇作文被老师选中。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村的小学生和高小生，我的作文被评为一等奖，奖品是一个笔记本。第一次写作就得了奖，我特别兴奋，把笔记本珍藏起来一直舍不得用。

后来我逢书必看，偷看了不少哥哥借的书。那时我识字少，很多书看不懂，只能连蒙带猜地读。先后读过《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日》《红岩》《山乡巨变》等书。

初中时同学多了，接触的书籍也多了，同学们经常交换着看。我读过几本经典名著之后，就经常在学校油印小报上投稿，梦想着自己将来也能当上一名作家。那时我有一首快板诗和一篇描写我村退伍军人的记叙文，还有一篇生产队长于国智带领社员抗旱的故事，登上了油印小报，小报发给我们公社东北片的六个村庄，当时我在师生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读高中时学校有图书馆，读书就更方便了，每个晚自习，我都偷偷地去看小说。我的语文老师毕可吉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讲课幽默风趣，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特爱上他的语文写作课。

毕可吉老师的论文写作课讲得非常好。起初我不大爱写议论文，因为知识面窄，能想出论点，但不会论证。知识积累不足无处下笔。在毕可吉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很快就掌握了议论文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有了很大提高，对自己的写作之路更加充满了信心。

高中最后半年，学校来了一位叫王国玲的美术教师，名字与我只有一字之差。他的素描速写功底深厚，我看他现场作画后惊呆了，原来画是这样画出来的。此后，我一下课就跑去看王老师画画，他发现我喜欢画画就支持我学。我因为太痴迷绘画，经常受到班主任的批评。他嘲讽地说：“你天天画画，你还能吃画画这碗饭吗？”我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我行我素，他说他的，我画我的。班主任怕我画画荒废了学业，此后数学课他每次都提问我，但我每次都对答如流，时间久了，他知道我会不耽误正课就不再提问我了。

高中毕业后，公社去中学挑选会画画的学生，学校推荐了我。那时我在村里任团支部书记，天天忙着跟党支书开会。后来村里办黑板报的活都交给了我，文字和插图都由我一人完成。有一天接到公社贫协通知，要调我去公社为各村办阶级教育展览馆。这个活不好干，既要会画，又要会写毛笔字，还得会写文章和解说词。幸亏我写作有点基础，才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办阶级教育展览馆期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去文登县参加山东省艺术学校的美术考试。那时考试名额是推荐选拔，美术生必须加考素描绘画和现场命题作画。考试场上共有五个考生，文登三人，荣成一人，威海一人。我顺利地通过考试，但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的高中校长后来告诉我，我本来是被省艺校（山东艺术学院前身）录取的，可是那一年我二哥也考上了中专（山东水校），有人眼红，就说一家不能两兄弟一起读中专，于是就把我顶替了，省艺校招生的人一看不是我就没录取顶替的人。县招生办觉得对不起我，又把我招入文登师专读书。毕业后我又去了山东省科技馆画连环画《赤眼蜂》，那个时期我读过好多科技方面的文章。

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招生考试的作文题是议论文，非常符合我的写作思路，因而我顺利完成了语文考试。若是考一篇其他体裁的作文，在短暂而紧张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写不好。当时应届高中考生实行推荐制，我作为往届高中生依靠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莱阳师范。在师范读书时，白天的课很多，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就躲在被窝里亮着手灯看书。有一次被班主任发现，他对我的这种读书精神表示肯定，但不支持。

毕业后，1991年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继续学习深造中国画。

1993年，文登市教育局举办美术教师论文比赛，教委办把任务布置给我，让我把论文写好，争取获奖。当时我的压力很大，既要忙着给老伴调动工作，又要忙着搬家，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晚上加班写作。学术论文是比较难写的，它和批判文章不一样，批判文章选好论点，针对选好的论点，引用些历史事例和成功人士的言行，用成功的案例和一些失败的教训进行佐证，很容易写好一篇文章。而学术论文不能借用他人案例，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得出某种观点和结论。时间紧任务重，我于是将几年来美术活动中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归纳出来，写出了《尝试改革美术课教学中的几项实践和体会》一文。教育局领导说我论文写得不错，文中“读画”的提法不合适，建议修改。我与之辩论：“看画与读画不完全一样，读画高于看画。看画是看画的表象和画面感觉，是主观上画面构成的美和丑。读画是读画的意境所表现出来的内涵，读画可读出诗意来，读不出诗意的画不是好画。所以说教学生读画教学是最高层次的美术欣赏教学。”最后有位领导拍板说：“读画的提法是对的，读画是赏画的最高意境”。实践证明我“读画”的意境是对的，我的论文最终获得文登市教育局优秀奖、威海市教研室优秀奖、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二等奖。后来我还在《威海日报》零星发表过类似文章，还为《烟台日报》画过插图，为《威海日报》创作过刊头画。

应该说我还是有一定文学创作基础的，可当我开始动笔写《母亲》时，却不知从何处落笔。写了改，改了写，总是找不到感觉。

闲暇时我开始慢慢总结母亲的一生：她小时候被送养，历尽辛苦；她为人善良、不争是非；坚韧自强，教子有方；精打细算、持家有道；她在村里有口皆碑，德高望重，我觉得母亲的故事写一部小说也绰绰有余。我终于理清了思路，从怀念母亲开始写，用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她的一生。

我开始从记忆深处挖掘母亲的往事、干过的事情和说过话，想起一件立刻写下来，积累素材。就这样我一口气写了三天，《母亲》终于完稿。母亲经历事情多，做过的事情也多，对我来说每一件都很有教育意义，每件事我都不舍得去掉，一篇《母亲》一万七千多字，编辑说文章显长，建议适当删改。我于是把故事重新进行分类，同类型的故事选重要的写，重要的事情详细写，可有可无的内容就不写。围绕着文章主题选择故事，最后我写出了母亲不平凡的人生。

《母亲》终于在《文登大众》报文艺副刊发表了。

《母亲》见报后，孙念军老师对我说：“《母亲》中提到的姥爷是个有故事的人，可以把他的故事写一写。”

姥爷的故事的确不少，村里人多年来一直在传说姥爷的故事，儿时我耳濡目染对姥爷的趣事也了解不少，我决定接着写关于姥爷的散文。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首先精选故事，突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描述姥爷那种抑郁不得志自暴自弃而又正直洒脱的人生。《三通姥爷》这篇文章很快就顺利完稿了，并发表在《文登文艺》上。我近两年创作的二十几篇文章中，《三通姥爷》是我最满意的一篇作品。

为了写好文章，我先后阅读了季羡林和汪曾祺等一些大家的散文集。读名家文章确实受益匪浅。感受到越是大作家的文章越是朴实无华，越是通俗易懂，读起来越有滋味。

大作家的文章，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故事中的人物无论贫富贵贱，无论故事是否曲折惊险，只要是有意义的人和事，一花一草，都值得去写。

文登市原人大主任毕可文看过我的文章后鼓励我再多写几篇，争取编出一本散文集。我是毕主任的学生，我不敢辜负老师的期望，便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编辑出版了这个小册子。

我写的这些故事，大多是家乡的故事，有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也有村里人的故事。我深知我的这些文章水平有限，不足以达到教化人的水准，只是想给大家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份谈资；给我家，给乡亲，给我熟悉的人，留下一抹历史记忆。

文/王国全